花园路

买到这本书已经一个星期了，一直到12月8号的下午才有时间一气读下来，其实并不是有意挑选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读这本书，只是没有时间罢了。拿起来就没有放下一气读完，这样的阅读快感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也许吸引我的不只是这些文字，更吸引我的还是那个已经被符号化的约翰 列侬。

这个利物浦的孩子并没有家乡把利物浦机场改名为利物浦约翰列侬机场而对家乡增经几分感情，他喜欢纽约，他叫嚷着“我应该生在纽约，生在格林威治村，那才是我的归宿，纽约就是一切的所在。”而利物浦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概念的城市，这个已经冷却的19世纪的工业城，只是他长大的地方，和其他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在那里，他从一个别着警长警徽、带牛仔帽穿牛仔裤的家伙那里见到了平生第一把吉他，并在1957年组建了自己第一支乐队Blackjack。最终的结局，随着那一声枪响，这个利物浦人终于留在了纽约，再也没于联邦调查局的跟踪。

1970年大约是摇滚乐第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这两年，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二重唱Simon & Garfunkel、民谣摇滚超级乐团CSNY和地下摇滚宗师Velvet Underground纷纷宣告解散，嬉皮世代桀傲不驯的偶像Jimi Hendrix、Janis Joplin相继暴毙。1971年夏天，躲到巴黎写诗的Jim Morrison也因嗑药过量、陈尸自家浴缸。1969年五十万人齐聚的Woodstock音乐节、以及它所代表的天真烂漫的「花童」精神，已经显得像是上一个时代的陈迹了。约翰列侬和他的Beatles乐队无疑是这个辉煌年代里面最重要的一笔，他们不仅仅是一个流行团体，他们已经人类文化史上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位置，正如本书的作者扬 温纳所言他们是“地球上最受瞩目的现象”，列侬当是那句引起巨大争议的名言“我们比耶稣更受欢迎”也许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是不只一整个世代共同拥有的记忆与梦想，那是数以亿计的青春年华共同见证的笑声与泪水。

而1970年的12月，24岁的杨温纳和30岁的约翰列侬有预谋的毁灭了这个神话。“我们只是一个把名气搞得很大的乐队，我们从来没有录下自己的最佳作品”“穿上西装然后我们变得非常非常有名，我们出卖了自己，早在英国各地剧院巡回演出之前，我们的音乐就已经死了”“我们杀死自己换取后来的成功，一切就结束在那里”。这个中年人还在竭力的毁灭Beatles曾经的清纯美好，它描述自己和乐队的磕药、果肉皮“曾经有一张照片派到我在阿姆斯特丹四脚着地，从一件妓院爬出来”。

他亲手开创一个时代，所以他要亲手把他结束，摇滚乐队对于15岁的列侬来说“它是唯一能够穿透当时发生的所以事情，能够抓住我的东西”，在他眼里只有摇滚乐是真实的，而其他东西都是假的。对于30岁的列侬来说，它永远不会再是那么新鲜了，至少不再由以前的冲击效果了。他开始怀疑摇滚乐，对于自己的Beatles在摇滚音乐历史上的地位，Beatles对社会的影响，他告诉扬 温纳，“我不知道对历史有什么影响，那些有权势的整个阶层系统和整套布尔乔亚狗屎都还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伦敦多了一堆他妈的中产阶级小混蛋，留了长发，穿着时髦衣服在街头闲逛。除了那些，什么也没发生。他们把孩子骗得团团转。梦已经做完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不过我已经30岁了，而一大堆人留了长头发，如此而已”。

但是蓝侬苦涩的回忆，如今看来，不仅没有稍减Beatles音乐的光采，反倒让它们显得更立体、更生动了。当我们明白Beatles也只不过是凡人的同时，反而更要感激他们竟能在那个疯狂混乱的时代，做出这样美好的音乐。当然，真正的“披头士”的历史究竟如何，大概没有人知道，每个人的叙述都是片面的，假如，坐在温纳对面的不是列侬，而是麦卡特尼、哈理森或是斯达，那么，我们可能又会多看到另外几个版本的“披头士”历史。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扬 温纳，这个视约翰列侬为偶像的理想主义者，在他21岁创办《滚石》杂志的时候，创刊号的封面人物就是约翰列侬，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通过采访见到列侬。当24岁的扬 温纳真的面对面和列侬有机会作一次深入访谈的时候，他没有浪费这次机会，虽然这个24岁的采访者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采访经验，一切都显得慌乱和无序，有些问题他没有再继续追问，不然会更精彩。但是他凭借扎实的摇滚乐知识和对“披头士”的了解，让这次对话变得生动有趣很多。正是这种粗糙和原始让这篇访谈真正的通呈现了一个真实立体的约翰列侬，感谢列农精彩的回答掩盖了温纳的不足。